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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和国六十年来新闻体制变迁之考察与思考

                                                       对共和国六十年来新闻体制变迁之考察与思考
                                                                            蔡尚伟庄廷江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新闻体制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回望我国新闻体制变迁的曲折历程,可以为下一阶段的新闻体制改革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借鉴。
一、六十年来中国新闻体制变迁的大体过程
⒈对私营媒体的改造———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全面确立晚清以来,民营新闻事业作为活跃在历史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在新中国建立后短短几年时间内彻底消失,建国前新闻事业国营和民营并存的新闻体制被单一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新闻体制所取代。这次大变革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新闻事业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建国之初,部分私营新闻事业被保留允许其继续存在。据新闻总署 1950年 2 月 28 日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报纸 281 家,其中私营报纸至少为 55家,约占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①可见当时的私营新闻事业仍是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然而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私营媒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泛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一方面要求私营报纸能够担负起指导国家中心工作的任务,另一方面要求私营报纸宣传内容要有思想性和群众性。这一完全陌生的办报要求使私营报纸丧失了“超党派”的政治新闻、“内幕新闻”等原有的所谓“优势”和“特色”,缺乏思想性和群众性的社会新闻也无法刊载。
与此同时政府管制的计划体制开始建立,私营报业的发行被纳入公营报业的“邮发合一”体系,销售市场日渐萎缩;而国营、公营企业在私营报纸刊登广告又较少,这使得私营报纸的广告收入锐减。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依靠发行和广告收入的私营报业面临“断炊之灾”,停刊或公私合营成为私营报业最后面临的选择。到1951 年 8 月,全国私营报纸只剩下 25家。②到 1952 年底,全国私营报社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私营广播电台也于1952 年底全部实现国有化。从私营到公私合营再到国营,私营新闻事业由被控制到被改造一步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公营、私营、公私合营的并存局面很快被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系取代。这从所有制层面上解决了中共对全国新闻媒体的控制和管理问题,正式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新闻体制。
⒉1956 年新闻改革———对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初次改革与调整建国初期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效仿苏联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新闻体制,对中共实现对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强有力的舆论引导,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体化为全民的行动具有直接积极的意义。但该体制所带来的泛政治化的办报思维和僵化的办报方式等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国家中心工作转移的新环境不相适应。
与此同时,1956 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使中共领导人开始反思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共识,由此毛泽东于1956年4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可以看做是对严格控制思想舆论的一种调整。1956 年春夏之际,包括体制改革在内的新闻改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三次谈话成为这次新闻改革的理论准备。刘少奇认为新华社“当老百姓好”,“不要时时强调自己是官办的”,③不要和群众产生距离感。《人民日报》改版强调它不仅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④因此这次新闻改革在新闻体制方面强调新闻媒体从单纯党的喉舌向同时承担群众喉舌转变,媒介的性质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媒体却改以更有利方便的形式为人民服务,多方面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体制改革给践行“双百”方针提供较大的空间。改革后,为活跃社会生活,各种新闻媒体都积极营造轻松活泼自由讨论的良好氛围,加强媒体批评,给不同声音提供了一个传播放大的平台。这次新闻体制改革是探索完善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一次有益尝试,它不仅触动了高度集中的新闻体制,更重要的是它在新形势下把媒体的党性和群众性统一起来。然而这次开端良好的新闻体制改革并没有一帆风顺地深入下去,而是于 1957 年 6 月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而中断。
⒊极端控制与极端自由———左倾年代新闻体制的悖论从1957年夏季“反右”斗争扩大化到“文革”结束 20 年的时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多难的时期。20年间左倾思潮泛滥,新闻控制被空前强化,新闻体制受到了极大的扭曲,新闻事业遭遇了空前的浩劫。20 年间,新闻媒介作为政治气候最敏感的神经,卷入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漩涡之中。反右派斗争中,新闻媒体冲锋陷阵、一马当先,助长了“反右”斗争扩大化之风;大跃进运动中,媒体不顾真实、客观、公正的专业原则空前一致的浮夸虚假报道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澜。
“文革”十年浩劫中,新闻媒体被利用进行“社会动员”,使全国人民处于政治的狂热之中;新闻媒体被利用发动夺权风暴,干预国家政治生活;新闻媒体被利用审判批斗,制造大批冤假错案。新闻媒体变成了完完全全的“阶级斗争工具”,新闻控制被空前强化。与此同时,在所谓的全民“大民主”背景下,从“反右”斗争中“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到“文革”中难以计数的红卫兵报刊和大字报,新闻控制以“极端自由”的形式登峰造极。
20 年间,党的集体领导逐渐被个人专断所代替,为党和国家服务的新闻媒体逐渐演变为为个人服务,新闻体制被极度扭曲,导致出现了诡异悖反的奇特现象:一方面是对新闻言论自由的极度剥夺,另一方面又是对新闻言论自由的极度放纵。⒋市场化背景中的新闻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体制的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社会环境和经济体制的改变,新闻媒体的新闻传播、信息服务、文化娱乐、引导舆论等功能被重新认识,广告再次成为媒体的宠儿,媒体经营意识觉醒。而在新闻改革的过程中,从 1979年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讨论到 1989 年政治风波发生,新闻界出现了借“推进新闻改革”,鼓吹西方新闻观点,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体制,追求“绝对的新闻自由”的思潮。这一思潮的泛滥对“六四”事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新闻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992 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新闻媒介的双重属性也被正式确认。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机制下,新闻管理体制有了一定的变革,新闻媒体的部分业务逐步走向市场。新闻体制的改变带来了新闻事业与传媒产业的巨大变化:上世纪90 年代初期出现了扩版热、周末报热,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崛起了都市报群体,党报兴办的各类子报也纷纷出现;广播电视则不断增设财经、影视、体育、音乐、新闻等频率和频道以增强竞争力。为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新闻媒体提出了集团化发展战略。1996年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后,以党报为主体的各级报业集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与此同时,2000年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的意见,广电迎来了集团化发展的新时期。进入 21 世纪,各类新闻媒体纷纷开始调整运营机制和发展思路。跨媒体、跨地域经营从一些新闻媒体的发展战略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志。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大众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党在保持现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对新闻体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如近年来逐步完善的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2008 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5•12 大地震期间国内媒体的及时公开透明的报道,奥运期间我国放宽对外国记者的限制,近期央视新闻“变脸”等。这些具有层层递进关系的改革不仅反映了时代对新闻体制创新的要求,更反映了党和政府与时俱进的政治文明与管理艺术。
二、对当前新闻体制的思考
⒈中国新闻体制选择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最高要求新闻制度的选择关系社会的安定团结甚至国家的兴衰存亡。对社会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力的新闻传媒对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如果运用得当,它可以促进社会的安定有序;如果发挥不当,它将对社会安定局面产生消极的负面效应。1989 年的政治风波之所以发生,原因之一是部分新闻媒体否定我国新闻体制,“不少新闻单位犯了严重的舆论导向错误”。⑤苏联加速解体也与戈尔巴乔夫放弃依靠行政手段高度集中的新闻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判断一种制度优劣,既不能以西方制度模式为标准,也不能以某些抽象理论为依据,而应该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只有那些促进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繁荣的制度才是真正适合本国的最优制度。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取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安定团结的社会大局是前提。“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⑥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们国家“稳定压倒一切”。⑦为此他还要求“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⑧建国六十年,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基本上保持了团结稳定的大局。由此实现了经济腾飞、社会进步、国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说明在现有新闻体制下,中国新闻媒体对促进社会稳定团结、经济快速发展起了积极的正向作用,这也充分显示了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新闻体制,虽历经六十年变迁,但它仍然是体现国家民族利益的合理制度。
⒉当前新闻体制决定于中国文化传统与基本国情任何新闻体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特定新闻体制的形成取决于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民素质、经济发展状况等。
新家坡李光耀政府对新闻媒介实行严格控制,虽然一直受到西方的批评,但李光耀认为,“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像有 200 年民主历史的美国那样,承受新闻自由所带来的一些不良影响。”⑨当前中国现行新闻体制的形成原因较多,但主要有三:首先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我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一系;但传统文化中民主元素较少,自上而下的集权元素较多;突出集体,淡化个人的色彩浓厚。这种文化传统及其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决定了我国难以接受西方基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现代新闻自由。其次是吸取了建国前国民党政权的教训。国民党政权时期是私营、公营并存的新闻事业体系,加剧了政权的不稳和社会的动荡,这对中共来说是深刻的教训。最后在国民素质方面,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时代,近半个世纪里又经历了极左思潮、计划经济、市场大潮等的冲击。这些因素导致了我国国民的草民心态、主奴心态、拜官主义、人治思想等,而这些心态和思想根深蒂固严重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⑩
100 多年前,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国民“民智未开”,因而在政体选择上不宜实行民主共和只能实行“开明专制”;而当前国民实质上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的事实没有根本改变,思想素质中理性原则偏少,刻板印象偏多;行为上易主观化情绪化地宰割事实,制造群体性舆论暴力。这一在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状必将导致在新闻管理方面的保守倾向。民主要逐步建设,自由要逐步开放,它们都是与民智民德的提高相一致的。当今国情下,滥搞西方式新闻自由,容易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这个苗头已经在网络社会中有所显现。因此在现阶段中国采用不同于西方的新闻体制自有其合理性。⒊技术革新和国际语境下对新闻体制改革的展望随着科技的发展,以数字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形态不断涌现,如网络、数字报纸、手机报、数字电视等,社会进入了网络时代。与传统四大媒体不同,网络信息传播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互动性、便捷性、相对的自由性等特点,这导致网络时代舆论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舆论引导、新闻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 6 月20 日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在“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輯訛輥的背景下,技术因素可能成为倒逼新闻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当前新闻体制改革必须着眼于构建新媒体舆论引导新格局,以提升舆论引导力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与世界接轨,推动传媒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传媒的国际竞争,通过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能力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然而西方媒体就中国的民族、宗教、边疆等问题有意无意的误读中国、“妖魔化中国”的言论却从未停止过。在西方掌握话语权的国际语境下,这些言论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了伤害,并对中国的发展和融入世界的努力形成了干扰。
如何更好地发展传媒产业,有效地向世界传播中国,争夺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这对当前新闻体制改革提出了挑战。从国家利益和中国共产党执政需要的总体上来看,舆论引导与传媒产业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强大的传媒产业是强有力的舆论引导、舆论控制的基础。但当传媒产业的发展影响到舆论引导的力度时,二者便发生了冲突。“跨地区、跨行业发展”与“维护媒体的党政层级依附关系”两种力量之间的拉锯战就是典型。二者发生冲突时,执政党对舆论引导的需要可能要胜过对产业发展的需求。然而在未来当传媒产业作为提高中国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必备基础时,又可能增加产业因素的权重。因此,下一步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走向取决于中共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国家与党建的战略思想。
注释:
①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研究生教学用书),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24、26、332 页
②同①
③《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 年,第 367,112 页
④同③
⑤同①
⑥《邓小平文选》第 2 版,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52、255 页⑦《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364 页
⑧同⑥
⑨郝晓明:《从强制到疏导:新加坡政府对新闻业的管理》,《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 2 期
⑩解思忠:《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中国长安出版社,前言第11 页輯訛輥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 年 6 月 21 日
(作者蔡尚伟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庄廷江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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