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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锦江春色中-----四川大学



川大的道教研究在全国甚至全球位列第一,读书人大抵知道。但要不是查资料,可能很少人知道,川大发起并引领着中国两千多年文化主干儒学的文献集成《儒藏》的编撰,在佛教研究领域也影响至巨。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三家,川大皆有重大的贡献。此外,川大还主编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收集汉字最多、释义最全的汉语辞书《汉语大字典》与世界第一部《甲骨文字典》,推出了中国最大的断代文章总汇《全宋文》……也许旁人会觉得有点奇怪,这些标志性文化工程怎么可能由居于华西高原大山缝隙之中的川大来完成呢?实际上想想道理也简单,正因为地处内陆,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要趋西崇新,川大相比东部不占优势,但守旧倒还是容易,并且“旧”的力量在川大一直顽强,虽然这里也出现了很多新派人物,如 “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吴虞等,但川大文史一脉素有“ “国粹堡垒”之目。抗战时期川大中文系还被称为“古国”,“一个精粹的最后的儒生阵容”!媒体报道川大“向重中文,尤偏经典,考试例皆文言,绝少语体,苟作文试以白话,遇夙彦硕儒,则难免弃置”。因重庆成为陪都,大量的名教授入川,作为西南最高学府的国立川大自然成为大师荟萃之地,而像叶圣陶这么著名的现代作家,到川大来居然没有让他在校本部教书,而是在成人夜大教书。川大之“旧”可见一斑。在中国人缺乏文化自信的年代,旧学是保守落后的象征,常为人诟病。势易时移,中国和平崛起,中华文化复兴,旧学被尊为国学,又成显学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实际上,川大的整个历史中充满了“中”“外”、“东”“西”、“新”“旧”的巨大矛盾张力,由于独特的地理与历史原因,或许可以说是同类大学中张力最大者。川大前身之一的尊经书院是张之洞于1875年创办的,而张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主张影响中国。较严格意义上的川大从1896光绪皇帝敕令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发端,也颇具有象征意味。川大历史上的“中”固然为本,而“西”与“外”实际上也并不少。高等学堂时期的外籍教师占的比重就非常之大,外语系也曾有朱光潜、周汝昌、卞之琳、罗念生……这些灿烂星光,曾任韩国临时政府副主席,现代韩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金尤史还做过外文系主任,只是今天的川大师生多不知道这些了。以《中西比较诗学》开局,川大比较文学在全国占据数一数二的地位实际上也是在情理之中的。而与川大交织了近百年的“华西”因是西人所创更凸现了这种“中西”张力。1910年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基督教会组织创立的西式华西协和大学似乎就是为了诠释中国现代化中的“中西”分合关系而立的。林则,这位加拿大人1917年在华西协和大学开创了中国现代牙医学,当年被华西的人体解剖吓坏了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成都市民现在坚持认为华西医院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并倍感自豪。这中间的文化变迁让人感叹。而川大皮革学科能被称为亚洲第一,其带头人当选为国际皮革化学家和工艺师协会联合会主席,追根溯源,学科的发展与西人也不无关系。



说来川大历史悠久,但漫步川大,是找不到多少真正的早期历史地标的。那些早年的历史碎片,散落已久。以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学、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翁石室为基础创办于1704年的锦江书院是川大源头之一,但其旧址现为石室中学所有。川大“国立”时代安身多年的“皇城”在抗战时期与四川省政府交换了,文革中被拆毁,建成了毛泽东思想万岁馆,今天来来往往的外地人还喜欢在天府广场和那毛主席的巨像合影。望江校区是川大由“皇城”迁往望江楼一带后形成的,那些中式老楼奠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也还有些味道。化学馆周围成群的巨大银杏每年在秋季的蓝天下发出金色的流光,感动了几代川大人。行政楼为梁思成设计,解放初落成,其风姿倒是在全国高校中独一无二的,中西合璧,恢宏大度,有真正的“大学”气象,据说很多人就是因为看见这栋楼而爱上川大的。华西坝上的近代建筑群小巧精致,更有鲜明的西方元素,承载了成都人对现代化进程中若干文化悖论的深切感喟,钟楼荷塘更是当年流寓于此的外国人、外地人不灭的记忆。川大新校区唯一标志着与川大历史相联系的是仿旧的“国立四川大学”校门,那原本为成都故宫“皇城”的大门,后面有皇城的主体建筑 “明远楼”,暗含了诸葛亮那句著名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其名对川大人当是一种深切的训导。今天,“明远”二字成了新校区所建之湖的名字,历史的深意也还隐约闪现在潋滟的湖光之中。 而真正与川大始终相契的地理因素应该是杜甫反复吟咏过的“锦江”吧。锦江书院“稽古在平生,可信锦囊无俗物;论文或不愧,试看江水有源头”之联至今仍可为川大人的座右铭。而今川大之“望江校区”望的就是锦江,华西校区所傍也为锦江。可以说,将川大从时间、空间两个方面完全连接起来的就是锦江。而那江边的望江楼正是川大的标志。
民国时期,《新新新闻》报道:“蓉垣名胜之一的望江楼,市府自动迁让,划作川大教授们的宿所,教授先生们得了这样良好的宿舍更安定的去进行其教学和研究工作,从此,名人胜地,相得益彰”。 当年,“在望江楼附近的平原上,作为川大的新校舍,是非常够格的,她具有乡野的风况,她具有都市的优势”,“新春的时节里,一排排的树木,一厢厢的花草,发出新鲜的嫩芽,夹着平坦广阔的道路,纵横罗列,俨然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生活在这优秀的景色里,会使你精神愉快,会使你心灵和怡,会使你在安详中兴奋起来。”“人谓川大为最安静之读书环境,实非过甚其词”。几十年过去,川大望江校区所在早就不是当年的郊外了,而是极尽繁华的中心地带,而学校当然是闹中取静的最佳去处。 民国时期的媒体描述川大“面临锦江,地近名胜,望江楼为蓉城第一郊外公园,春夏之间,游人如织;白帆归鸦,水天一色,是以薛涛香井、工部草堂、吟诗楼诸胜地,每值餐余课后,但见三五成群之川大儿女游览此间,饱餮自然秀色”,研究生“分住数理馆、化学馆之最高小楼中,平时则深居简出,伏案钻研,偶尔散步郊野,则文风潇洒,别具格调”……,徜徉在竹林绿荫之中,浸染着诗人薛涛的文采,其风雅令人神往。 有了望江楼,川大便是有意境、有意味的大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川大人在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流千古,江楼千古。被北大钱理群先生称为三堂“最迷人的课”之一的就是《民国那些人》中记载的川大教授蒙文通在望江楼的考试课:考场不在教室,而在望江楼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招待吃茶。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钱理群认为:这样的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时光荏苒,物是人非。经史双绝、旁通佛老的蒙文通早已音容不在,当年的老先生们都快被川大后生忘记了,更别说钱穆、吴宓那些也曾经常在望江楼下品茗小坐的在川大任期不长的教授们。而望江楼边,“弦诵之声,荡漾锦城”,依然如故。 川即水也,水即道也。锦江作为川大的形象符号之一,水文化作为川大文化的内核,倒也天衣无缝。川大不仅仅实实在在地依西南名江大川之利而发展出全国一流的水利水电学科学科,“水”的精神也体现在川大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 流水不腐,在于其能推陈出新。而吐故纳新本是道家的养生之术,也可谓川大历久弥新的法门。 在百多年的历史中,川大吸纳融合了不少大学的精华。众所周知的是世纪之交与成都科技大学(前身为四川大学工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前身为四川医学院)的合并。其实,1931年国立四川大学正式挂牌成立,就是合并张澜当校长的国立成都大学(张澜主张:国立大学现设成都,应即以成都二字冠于大学通名之上,正名为国立成都大学,较为适当。四川名词系代表省区,如大学系省立,冠此二字尚属合理……今以国立大学而加省区之名,殊嫌名实淆混。国立成都大学,即原来筹备已久之国立川大。而川大因名字被人误解实际由来已久,可见张校长之远见)、吴玉章曾当校长的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而成。五十年代院系大调整,规模不大的华西大学三分之二的学院并入了川大,一同进入川大的还有华西大学博物馆,更名为四川大学博物馆,而老的川大博物馆此前去组建四川省博物馆了。这座1914年创建的博物馆,是中国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也是国内高校仅有的综合性博物馆,杨振宁曾称之为全球前十的高校博物馆。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1933年对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发掘,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三星堆早期的文明碎片就随着华大博物馆藏进了川大,而后来三星堆的大规模发掘,川大历史、考古学科的师生起到了重大作用,可以说整个三星堆文明的面世也彰显着川大的历史厚度。 五十年代是华西因素与川大因素大融会之时。而实际上此前两校关系就可谓十分密切,一国立,一私立,地理相近,在蓉之两大学,多有互动,而两校教授多有交叉,或同时任教两校,或先此而后彼者,数不胜数,其中多有名流大家。例如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林山腴。陈寅恪到成都,就曾专程拜访他。名满天下的陈寅恪对着林山公行磕头大礼,让当时的人都觉得有些尴尬。拜访之后,陈寅恪用一幅对联赠与林山公,联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时贤士皆与之游。” 抗战时代,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院校借华西协合大学校址联合办学,华西坝成全国四大文化名“坝”之一。华西大学文学院长罗忠恕约请李约瑟博士来成都讲学,并为李约瑟写《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收购中国古籍数千册。一九四二年与蒙文通、顾颉刚、钱穆等人在成都组织“东西文化学社”,约请张东荪、冯友兰、梁漱溟、邵子力诸人参加,并与国外学者泰戈尔、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通信讨论东西文化。而应燕京大学等校之聘来蓉的陈寅恪、钱穆等名教授往往都同时或先后兼任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教职。随着华大文学院、理学院进入川大,可以说坝上风云已经融入川大了。而罗忠恕晚年任教于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个人的经历与学校的经历吻合,也颇具有象征意味。


1953年,华西大学余下的医牙学院与重庆大学医学院、山东医学院、浙江医学院等系科合并为四川医学院,四川人简称“川医”(“川医”非“四川省人民医院”,这颇让外地人混淆),1978年由四川省属高校转为卫生部直属的重点医科院校,1985年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1998年成为首批211工程医学类院校。作为成都仅有的一所西医大学,不似京、沪、穗、渝等城,总有几家分庭抗礼,而又以中国人口最多的巴蜀区域为核心服务区,“川医”而至“华西”医学拥有超高人气,成都一些市民甚至认为凡带“华西”二字的俱为华西医科大学所办,如华西都市报、华西集团、华西证券等等。合并之后,“华西”的金字招牌成了川大的重要财富。 而鲜为人知的是,川大在吸纳之外,还哺育了很多院校。 省立重庆大学为1929年国立成都大学教授沈懋德、吕子方、吴芳吉、彭用仪等所开创,1942年川大理学院院长张洪沅出任已被撤销而经其整理复校之重庆大学的校长,后推动重大成为国立大学。 五十年代院系大调整中,川大工学院航空工程系调往北京组建北京航空学院,后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目前世界上仅存有两架P-61夜间战斗机又称“黑寡妇”,一架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空军博物馆,另一架在中国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馆。此飞机原为川大所有,也是当时国内高校唯一一架研习飞机,1952年随川大航空工程系一并调到北京。 国立川大法学院“法律系在全国大学中颇有地位,司法院长居正曾赞谓高考成绩第一”,“为考生所向往”。建国后,四川大学法学院师生400余人调往重庆参与组建西南政法学院,即后来名满天下的西南政法大学。调入组建西政的师生中,川大人数最多,实力最强,法学历史最为悠久,是当时组建西政学术贡献最大的高校。 四川大学工学院1954年独立为成都工学院,是西南地区侧重建设之工学院,为当时全国八大知名工学院之一。独立不久的成都工学院,部分专业调往天津大学、华南工学院、重庆交通学院。成都工学院后发展为成都科技大学,曾与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并列为中科院三大直属高校,后为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与四川大学合并之前的招生简章还如此介绍:“前身为四川大学工学院”,合并之后,就很难见到这样的表述了。 四川大学农学院独立建校,名为四川农学院,后为四川农业大学,也是著名的211高校。化工、农产等系与兄弟院校组建四川化工学院,四川化工学院与华东化工学院一起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两所化工专业高校,后又与成都工学院合并。工学院土木系铁路建筑部分调出,组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农学院的园艺、农经等系调往西南农学院,调出的教授包括著名的侯光炯院士(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理学院地理系并入南京大学、重庆大学。师范学院本科调往西南师院(现西南大学),其招牌学科教育学和心理学学科的知名人物,大多都来自当时的川大师范学院;专科调往当时的四川师院,后该校又分化为四川师院(今川师大)和南充师专(后为南充师院—四川师院—西华师大)。川大经济系彭迪先教授做为四川财经学院筹建小组主任,领导了创建工作之后回到川大,刘诗白等一批教师随之来到了光华园,协助创建四川财院(后为西南财经大学)。 而华西大学部分系科也参与了西南农学院、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师院、四川财经学院、四川化工学院的组建。 多少年以前,就有人说:国立四川大学譬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能新之道,吐纳是其一。吐纳之间,川大之内涵与外延,有“变”有“不变”。其中真谛,耐人寻味。 川大的校训,从国立四川大学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今日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国立气象,仍未稍减。 川大的校歌,从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张澜所制“岷山峨峨开天府,江水泱泱流今古。聚精会神生大禹,近揆文教远奋武。 桓桓熊熊起西土,锵锵鸣凤叶东鲁。和神人,歌且舞,领袖群英吾与汝”,到着名的政治学家萧公权撰作的“星辉井络,地雄巴蜀;山川秀毓,西南美焕……人尽其才,学成于志,文化启后承先;由精逮博,积知为用,润身立德希贤”,古香古色,倒也与川大贴切。今天的校歌,虽经反复斟酌,却久久难以出台,只有若干民间版本,倒也成了难解之迷。 川大之育人理念,从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总理胡峻制定的“仰副国家、造就通才”,到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张澜提出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和培养“社会骨干、国家栋梁”,到谢和平校长时期的“造就具有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强烈创新意识、宽广国际视野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也确是一脉相承。 几十年前,川大就在反思“川大传统”。或曰:可以“朴实敦厚,勤敏向学”一语表之。 “川大精神”,国立川大黄季陆校长谓为“尊师重道,养成优良的学术风气;朴实敦厚,勇敢牺牲;自觉、自强、自治,蔚成国家大器”,卢铁城校长《刍议大学精神与川大精神》一文可谓“川大精神”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现在,一般的说法是“以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校风‘严谨、勤奋、求是、创新’为核心的川大精神”。 这些本是川大文化之核心,只是若以吃饭或就业来看,关系不大,比较务虚,被世人所看轻。或许在五百年后,这些东西才会被那时的川大人所珍视吧。 要说务实,世纪之交的合校,使川大的学科结构实现了优化,倒也为大多数人认同。工学的许多专业,因与成都科技大学的合并失而复得,而象高分子材料这样的一流学科,也是老川大本身没有的,可谓新的收获。而因为合并,川大酝酿了近百年的医学终于圆梦。华西医学也在合并后实现了院士、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方面零的突破,华西人的自豪感不断增加。今天的川大更可谓百年老树发新花,摇曳多姿。“大道者所以变化万物者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川大故有文、理、工、医等板块。以学科门类而论,覆盖了文、理、工、医、经、管、法、史、哲、农、教等11个门类。军事学似与川大无关,而教育部共有8所高校首批获准建设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川大居其一。学科的分化与交融,还在不断地双向强化。 学科再繁多,而川大师生之有人文气息,那是共通的久远的传统了。其他人且不论,就是川大校长,哪怕是理工科出身的校长,文理贯通者也多了。而在川大从学生做到校长的周太玄算其中的典型代表吧。周太玄为著名的生物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和诗人,曾任四川大学教授、生物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校长。与之同在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读书的郭沫若写道:“王光祈、魏嗣銮、李劼人、周太玄诸人都是我当时的同学,在当时都要算是佼佼者。太玄最年青……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 周先生系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教育硕士、蒙伯里大学理学硕士、巴黎大学生物学博士。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细胞学、腔肠动物,特别是水母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其诗文甚多,《过印度洋》被赵元任谱成曲,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唱歌曲。胡适认为此诗是“一半词一半曲的过渡时代”的代表作,朱自清亦甚赞赏。此诗还入选了当时的中学课本。生物学家周太玄的这种人文气息对后来川大的生物材料研发实力位居全国第一,生命科学学院成为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挂靠单位,拥有中国生物材料行业唯一院士或许也起到了一些作用吧。” 柯召先生以“柯氏定理”享誉国际数学界。1955年,柯老被第一批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他从三十年代开始在四川大学任教,后来除了被去重庆大学当校长的川大老同事张洪沅强留到重大几年之外,一直在川大任教,曾任四川大学校长,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柯老把阅读古代诗词视为消遣,最欣赏袁牧的诗:“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事,解用都为绝妙词。”认为此诗颇富哲理,能表达科研的某种境界。他自己也用诗词表达对科学的感悟。他还爱好书法,字迹俊秀自然,遒劲有力。 谢和平校长曾是中国最年轻的院士之一,到川大后,“文质彬彬”,开会经常引用古诗古语,亦常自创文言作品,还戏称“打油诗”,而其书法也颇有水准,还常与艺术学院的书法专家切磋。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川大就是这样,以“融”、“容”著称。 以学科论,新学、旧学,热门、冷门学科相互错杂,在校内激荡,生物与医学、艺术与科学……风云际会,让人常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川大固然可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五大基础学科的优势入围“珠峰计划”,也可以图形图象技术等推出在川高校首个上市公司“川大智胜”。文、史、哲的传统自不待言,而文化产业、低碳经济等新兴学科也可做得让全国刮目。 以人而论,中外、男女、老幼……咸集。某日114岁的老妪归天,人们突然发现,她也曾是国立四川大学教授,建国初期就退休了。在某个隆重的庆典,还有百岁的老教授来颤微微地发言。在校园里骑着破自行车擦肩而过的八旬翁或许就是京城名校六旬博导甘愿来做其博士的大师级人物,而在川大附近还可能发现连两岁小童也自称川大的,因为他在川大幼儿园读书。就连那个从没有得到过川大文凭,为了圆川大梦,宁可在川大食堂帮厨为生,旁听求学几十年的张某也都算作“川大张博士”。 川大,就象一片海,也如一片天,太大了,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的“川大”,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各自的“川大”生活着。
在这里,人们可以发现“国际化”的川大,以国际联系与国际标准来表现的川大。川大自中西学堂始,就有国际化的色彩。而在抗战时期,“川大人才辈出,我们在各阶层的实干人物中,随处均可遇到川大的毕业同学。一望就会感到另有一种风度存在,仿佛是充满美国社会的‘哈佛味’,与乎日本之所谓‘帝大风’”。今日之川大,国际合作、国际交流的力度也是十分可观,国际学术会议也常闪现川大教授的身影,而被民间称为“中国外交总司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等一批校友活跃在中国外交第一线,也是川大“国际化”的一条注释。 在这里,人们也可以发现“国家级”的川大。以前,成都皇城国立四川大学门前有一个很大的石牌坊,缀有“为国求贤”匾额,标志着川大为“国家的大学”。任鸿隽任国立川大校长后,特别强调要“使此大学成一个国家的大学,不单是四川人的大学”。他说:“四川大学不能说是四川的大学”,而是“中国的大学”。这话今天听起来有点得罪人,或许因此,“为国求贤”的匾额也被牵连而为川大弃置,现在成都二环路立交桥下的民俗公园里,还可以看到这个牌坊的样子。任鸿隽勉励川大人:“诸位自己要准备将来做一个国际上的大人物,不然也要做一国的国士,不要准备只作一县或一乡的乡人”。当然,今天那些承担着国家重任或以国家标准行事的川大人未必都还知道这些训诫,但其作为川大的脊梁,精神是一样的。
在这里,人们也可以发现在川言川的川大。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四川文化经济建设,本是川大题中应有之义,虽然并非其全部使命。巴蜀之地,多奇山异水,人多有奇思异想,文化学术自成一家,也常有震惊天下的高人。当年曾任川大教授的刘咸炘也可谓学界奇人了。刘咸炘是地道的四川双流人,直到去世前两年未出家乡成都,终身未出川,这点颇似哲学家康德。36岁到剑门一游而染病归于道山,令人扼腕。其短短一生在史学、目录学、校雠学、方志学诸领域都有较高成就,受到中外学者的推崇,梁漱溟对人说:“余至成都,唯欲至诸葛武侯祠堂及鉴泉先生(刘咸炘字鉴泉)之读书处。”陈寅恪抗战期间讲学成都,专事搜访刘咸炘著作,遍及成都书肆,赞扬其“见识高”。蒙文通赞“其识……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能这样蜗居一地,倒也不凡。然而,秦岭夔门,阻断了一些川大人的视线,“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多少也磨灭了一些川大人的意志,也实在值得入川大者警惕。
在这里,人们也可以发现完全草根的川大,你会碰见甚至真心实意以川大所在望江街道办事处为直接领导而毕恭毕敬或以“在成都市名列前茅”为荣的老师。
而川大的在校学生,既有朴学苦读之士,也有经常过着“饮酒赋诗、游山玩水”(郭沫若回忆语。在川大读书者现亦多有类似经历,只是多不赋诗)生活之人,也许还能找到以成都麻将为主课的奇人怪士……如此种种,有时侯简直让人纳闷:“这些人怎幺可能都是川大人呢?”倒也应了那句话:“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然而,也许就是这种“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巨大空间和“生物多样性”,给了川大无限的生机。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不争,高度低调,这也是川大的一个秉性。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几所大学之一, 1916年其前身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即为六大国立高师之一,1931年,国立川大为十三所国立大学之一,抗战期间更是中国“国立大学中最完整的一校”、“为全国唯一完整之大学”,“川大在成都,中大在重庆,联大在昆明,三个最完整的国立最高学府,鼎立在抗战后方的三个最大都市里”,“发挥着宏扬文化,研究学术,造就抗建人才的伟大功能”,新中国成立时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高校,1958年为“教育部直接领导,指导全国”的几所高校中唯一一所京外大学……可以说,川大是中国最资深的贵族大学之一了,但现在经常被人认为是 “靠合并起家的爆发户”、“地方大学”、“省属大学”……,据说成都市民眼中全国最好的中学——成都七中的老师常常劝勉学生道:“你们要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只有去读对面的大学”,这“对面的大学”原指的一街之隔的成都科大,合校之后,自然就由川大继承了。这个说法,本是一种文学修辞语,或者原本为玩笑,在很多城市,针对很多大学都有类似的段子,而川大的在校师生受其影响不小。喜欢川大热爱川大,以川大为其终身精神家园者固然有之,反对川大、大骂川大者,将人生与事业之种种不如意归结到川大头上者亦有之。而川大呢?“处众人之所恶”,他似乎没有听见,或者笑而不答。他好象太不介意这些了。他太象一位白髯飘飘,置身世外的老道。
以此而论,“龙学泰斗”杨大胡子杨明照、美髯大师蒙文通们是很可以作为川大的形象大使的。虽然他们的名气比不上朱德、杨尚昆、郭沫若、巴金、江姐这样一些尽人皆知的川大校友,甚至也比不上王小丫、韩三平、张靓颖这些媒介红人。在川大,象他们这样在各自领域作出顶级贡献而不被社会了解的人太多了。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徐中舒、“文史兼擅”的大家缪钺、“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方文培、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刘承钊、“中国公共卫生之父” 陈志潜、中国皮革教育事业的一代宗师张铨、长期担任世界和平学会会长的加拿大人文幼章……已故的先贤都不胜枚举,而健在的硕学鸿儒按规矩更是不便点名道姓的。诸家之中,以外形似老道这一点来说,杨明照可能是最突出的了。
一些低调固然是因为处世之道,还有一些低调可能也是情非得已。
交融、包容甚至宽容,川大太能容了,甚至有时到了人们对她的包容都无法包容的地步了。川大太久太大,好象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什么东西都能在这里找到联系点。政治主张的差异、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在川大毕现。中国二十世纪的主要政治力量似乎都在川大上演过大戏。少年中国学会、国民党、共产党、中国青年党……无数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与川大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有的人成了川大永远的骄傲,而有的却似乎无法让人容忍。从文化上讲,也似存一个“潜在的川大”。例如李宗吾,虽然这位“厚黑教主”江湖地位甚高,被称为“民国思想史上第一人”、“影响中国二十世纪的十大奇才怪杰”之一,几乎到任何华文书店都看得到他的影子,但川大不敢把这位校友拿出来示人,甘愿背上“川大没有思想”的黑锅。因为历史太复杂了,很多故人与故事显得政治不太正确或文化不太正确,川大还有很多“隐私”或许要再过若干年才能够浮出水面。
川大最高调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国立川大黄季陆校长提出的“不但要使川大成为全国最高最完善的学府,同时还要使川大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完善的学府”之前一句或许永无实现之日了,国家格局的变迁、过于资深望重的“西南最高学府”头衔,使得川大与中心“不即不离”“若即若离”。这本是川大的无奈。久了,也似乎成了他的选择,他的立身之道。所以,在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绝大部分名牌大学都是合并高校的激烈竞争背景下,虽然川大很多核心指标都很不容易地排在前几位,综合实力却只能在十名左右。这是川大的宿命?不管尽没尽人力,总归该顺天意?
也好,退后一步,或许天地更宽。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之间,大道存焉。川大足可为乐矣!
如果说川大所乐之水为锦水,所乐之山自然首推峨眉了。抗战时期,国立四川大学文、理、法等院在峨眉山度过了将近四年的艰难岁月,与迁居乐山的武汉大学做了兄弟和邻居。峨眉亦佛亦道,而佛教道教不都是通于人生之“道”么?“峨眉”对川大的意义,也就不仅仅是那四年山中岁月,而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新校区的“不高山”也是山,是新近的人造山。山名看似很谦卑,细读确有川大不经意露出来的底气。“不高山”隐约与“未名湖”相对,而“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川大那些闲云野鹤的老师们,倒还真有几许仙风道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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